赵月枝 杜钰婧：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基层创新 ：乡镇文联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及其理论启示

作者：赵月枝（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杜钰婧（河阳乡村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4期

导 读：

本文围绕壶镇文联的实践，探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逻辑理路，提炼基层文联推动农村文化建设与治理的运转机制和经验，为发现社会主义文化治理在基层实践中的新主体新路径、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经验参考与理论思考。

一、导语：乡村文化治理的进路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文化治理研究日渐兴盛[1]，并与乡村治理融合。然而，相关研究还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其一，占据乡村文化治理研究主流的传统路径解释力稍显不足，文化的“工具论”视角限制了对文化能动性的思考。传统的乡村治理分为行政化路径和产业化路径，即以国家强制力实现对基层的管理职责，抑或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不论是行政化还是产业化的乡村治理，村民扮演的都是被动参与治理和发展的角色。虽然文化被引入乡村治理实践，但由于路径依赖，主导的“公共文化设施”或“文旅产业”框架在本质上依然将文化作为一种“工具化了的手段和措施”[2]，或者是展演治理方式的工具，无法体现文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近年来，相关研究也在不断反思传统路径的瓶颈，指出乡村治理的主导性路径应该“依靠（农村）内部性力量进行自我治理”[3]，行政化和产业化的路径应该是文化治理的辅助，从农民群众的主体性[4]、村庄中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形成的多元主体[5]、乡村文化的内生性和公共性建构[6][7]等角度对乡村文化治理进行了全新的思考。然而，学者在进入乡村田野时几乎还是会把重点关注对象投至政府或产业上，因为这两者所带来的乡村变动是即刻的、可预见的，而文化治理所带来的效能往往是长期的、隐性的，对文化的工具性使用遮蔽了其内生的能动性。

其二，“谁来治理”的问题在乡村文化治理领域依然存在。目前学界对于主体赋能乡村文化建设进而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分为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聚焦从农村基层党组织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地位、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的分析[8]，进而对国家政策如何引导乡村文化繁荣进行阐述；另一种视角则是充分关注村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只有乡村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在村民的主动参与下实现互动交换，才能在治理场域促进价值共享和意义认同[9]，克服农村文化存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互斥”[10][11]、公共文化服务错位[12]、主体“无力、无意、无视、无路、无心”参与[13]等多重困境，实现多元力量的共治。作为这两种视角交叉趋势的体现，有学者开始关注国家政策与村民文化参与主体性之间的互动与张力，以浙江省从2024年4月推出的“文化特派员”制度创新为切入点，进入到乡村文化建设的资源调配和群众治理场域中。[14]这一研究跳脱出了一些研究中呈现出的“国家—乡村”割裂的视角，开始挖掘处于中间地带的行动者如何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实现国家与乡村的良性互动。然而，这一省域制度创新尚在初始阶段，其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主体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治理主体问题是与对“乡村文化”的认知框架密切相关的。统观以往的研究，几乎都是笼统地使用了“文化治理”的概念进行综述。但在重思“乡村文化治理”的语境下，对“何为乡村文化”的不同认识指向的是不同的理论进路。在当前的研究中，乡村文化指代的是乡村社会中杂糅“实体性文化”（例如公共文化设施、文化组织和文化人才）、“规范性文化”（例如道德伦理、公共舆论、乡风乡俗）和“信仰性文化”（例如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三者于一体的文化集合体。[15]学者们关注到了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文化形式，已然是对以往“把农村文化狭隘地理解为农村文娱活动”[16]的一种突破。随后的研究中，因乡土文化的传承性，以民俗形式展现的内生性文化也被纳入乡村文化的认知范畴中，“乡村的一整套社会关系、文化形式、价值观念和情感结构等都应当被引入到文化治理的实践中来”[17]进一步拓展了“乡村文化”的边界。然而，这些研究都只聚焦于乡村内部的文化系统，潜在反映了一个“国家—乡村”或“政府—群众”的二元框架，这种认知层面的局限正是乡村文化治理中部分主体缺失的重要原因。但在现实中，乡村是一个开放的场域，并且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微观基础，因此要改变传统研究中“只见乡村，不见其他”的问题。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8]这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理解“乡村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系统性的指导。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乡村发展的语境中，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要传承和发展在乡土中国的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促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乡村的有机“落地”、扎根和本土化发展，以乡村为“根据地”，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完成根本上的思想转变和理论革新，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乡村文化融合，才能看到既往研究中被遮蔽、被排斥的国家文化及其代表性机构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也才能更加全面、系统地观照乡村文化治理的各个环节和现实效益。

具体而言，我们对现有研究困境的破题之法，指向了乡村文化治理研究中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主体——基层文联。说其熟悉，是因为，在全国和省、市甚至县域层面，文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家组织和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家的桥梁和纽带，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组织，而且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国家队”，在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其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基层文联在乡村发挥有效文化治理角色的具体实践还是一个新鲜事，更遑论学界对乡镇一级基层文联的关注。目前对基层文联的研究还停留在探讨县级文联应该如何拓展工作职能，以实现服务基层[19]、助力“艺术乡建”[20]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21]等传统话题。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基层文联，透视了政府与民间组织或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形态，并以“行政吸纳服务”的概念总结了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支持”与“配合”民间组织，再使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资源为政府所用的一种合作关系。[22]这一研究虽然关注到了基层文联的行政功能，但研究中将其与文化系统割裂，无法展现基层文联这一文化机构的特殊性和能动性。可见，对基层文联的研究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基层文联只涉及县级文联层面，并未向乡镇进一步延伸；第二，研究大多局限于其基础性的文艺工作，忽略了在实际语境中基层文联更广泛的作为，特别是以文化为本的治理功能；第三，研究中基层文联一直被视作政府工作的辅助角色，其主体性的提升有待进一步的理论观照。

实际上，乡镇文联已经用丰富的实践成果展示了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强大合力，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落地乡村中的独特作用。这是因为，具有乡土性的社会组织深嵌于具体的社会网络、政治架构、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之中，因此更能深入琐碎平常的乡村日常生活，在最基层起到文化治理乡村的作用。研究其在乡村文化治理中作为党委政府与群众的文化桥梁与纽带取得的成效，呼应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新。

基于以上对乡村文化治理中“主体性”的双重思考，以及基层文联，尤其是乡镇文联不断壮大的现状，我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文联”）这一成立于1949年的全国性社会主义文化机构在基层的“老树新芽”式发展进行调研发现：2021年前后，基层文联建设成为新的热潮。在县级文联的作用发挥愈发明显的同时，部分地区乡镇、街道文联组织逐步发展，已成为发展繁荣文艺事业的基础性力量。[23]目前，全国各省市已基本实现“基层（乡镇/街道）文联全覆盖”的“五级联动”工作模式，强有力地实现了“国家—乡村”的连通互动。仅在2024年中国文联举办的全国文联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网络专题培训班中，就有区县级文联2536个、街道乡镇级文联2294个、村级文联8670个接入端口[24]，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基层文联在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文联体系中，已占据重要地位。此前，文联组织作为由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单位，往往被排斥在乡村文化治理研究的语境之外；然而，随着基层文联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实践成果的涌现，这一经由历史筛选、具有强大行动能力、联结“国家—乡村”两者关系的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有可能成为弥合研究分野的新切口，并且因其在国内全面铺开的成立情况展现出一定的普适性。

浙江省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先行军，也是文化大省建设的先行实践者。在2024年4月创新文化特派员制度之前，浙江省就把乡镇文联建设作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抓手。截至2023年2月，浙江省内已有711个乡镇（街道）建立了文联组织，占比52.9%，宁波、嘉兴、衢州、台州四市及37个县（市、区）已实现镇街文联全覆盖。[25]这一数据在全国乡镇文联建设中都十分可观。在这个过程中，在山区26县之一的缙云，壶镇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壶镇文联”）走出了一条基层文联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发挥中介作用的创新之路，成为浙江省乡镇文联中的领头雁。壶镇文联成立于2020年11月，是缙云县内第三个乡镇文联。由于其当前的办公地点和活动场所在缙云县文保单位、丽水市最大的清代古建筑百廿间内，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最大的基层文联”[26]美称。在工作中，壶镇文联既发挥着团结乡土文艺爱好者，传承缙云本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职功能；又与地方党委政府密切配合，创造性地连接了乡村内外部的文化资源，进行着文化服务供给和政策宣传教育的实践。这是一条超越行政化和经济化治理局限的“以文化人”的创新之路，彰显了文化广泛参与基层治理过程的“可能”与“可为”。本文围绕壶镇文联的实践，探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逻辑理路，提炼基层文联推动农村文化建设与治理的运转机制和经验，为发现社会主义文化治理在基层实践中的新主体新路径、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经验参考与理论思考。

二、探索：壶镇文联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治理在基层的实践

乡镇文联参与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基层实践，其关键在于打破传统乡村文化治理中“国家—乡村”或“政府—群众”的二元框架，这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文联内部系统中，从中国文联到乡镇文联的贯通；二是在实际工作中，文联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协同；三是在乡镇文联中，内部会员与外部群众的联通。以乡镇文联作为“桥梁”，国家、地方和群众一脉相通，才能使社会主义文化治理到达“最后一公里”。壶镇文联是一个汇聚壶镇文艺界人才的社会组织，其上有丽水市文联和缙云县文联为工作开展提供平台与资源，在日常工作中又受到缙云县委、县政府和壶镇镇政府的领导与指示，并因落地乡村而受到广大村民的欢迎。地方政府、上级文联组织和壶镇文联会员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促成了壶镇文联“扎根缙云乡土，面向全国各地”的开放性和“独立自主，互联互通”的工作模式。

（一）内通外达：基于文联组织、地方政府和成员群体三者互动的运行模式

1.“一根竿子通到底”：文联组织的内部连通性。中国文联系统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在乡镇文联的发展过程中，上级文联组织起到了重要的纵向统合作用。壶镇文联从成立到成长充分借助了丽水市文联和缙云县文联的资源与平台力量，也凭借市县两级文联的推广，与省内外其他乡镇文联开展了长期交流。上级文联对壶镇文联的指导主要体现在工作方向、团队建设和活动开展三个方面。

工作方向上，主要由丽水市文联通过调研走访，确定了以“有效覆盖”[27]取代“乡镇文联全覆盖”的工作方向。原本“乡镇文联全覆盖”的方针是为了与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的政策相配合，通过行政力量和社会团体的资源与平台，更全面地为人民提供综合性的文化活动与产品。但在“乡镇文联全覆盖”的施行过程中，丽水市文联发现两大问题：一是“全覆盖”所需要的文化资源过多，与地方需求不匹配。据统计，2023年丽水西南部18个乡镇，645个自然村，面积近1600平方公里，但常住人口不足1.8万[28]，且都为高龄老人或留守儿童。在“空心村”为主的乡镇设置基层文联组织，日常活动的运维成本过高，且村民参与文艺活动的意向和能力都偏低，无法实现“文化惠民”的最终目标。相比之下，以县域为统筹范围，选择文化历史悠久和文艺活动开展水平较高的乡镇设立文联组织，既能将有限的文化资源用到“刀刃”上，也能团结周边乡镇村庄的文化爱好者，通过基层组织的定期联系，“以少带多”地促进地区间的共通共享。二是“全覆盖”政策下，乡镇文联团队的稳定性会减弱。依照目前的规划，乡镇文联的主席多由乡镇政府的宣传委员“一肩双挑”，但这种行政与社会团体组织的职责混淆，容易造成工作效率低下。同时，乡镇宣传委员在行政体制内部，时常要进行调职轮转，会造成文联工作前后衔接不流畅的情况。

由此，在观察到现实问题后，丽水市文联确立了“有效覆盖”的方针，在缙云下辖的7镇8乡3街道中，选取了壶镇、新建等6个综合实力强的乡镇成立乡镇文联。同时，丽水市文联与缙云县文联共同就缙云县内的乡镇文联，特别是壶镇文联的成立与发展，在“团队建设选什么人”和“工作开展做什么事”上进行了部署。一方面，市县两级文联结合壶镇本地文化组织多、本地能人力量强的特点，决定“从能人里面找文人，从文人里面找能人”[29]，考察了壶镇众多热爱文艺文化工作的知名企业家和能人代表，以企业家的资金支撑文联公益性活动的举办，以文人的情怀联通其他民间文化爱好者。另一方面，市县级文联积极贯彻落实中国文联“做人的工作”的整体工作理念。壶镇文联在成立之后，就以壶溪文化驿站和百廿间为阵地，由下属五个协会轮流“坐庄”，开展为期35天的文化娱乐活动，还在壶镇“五廿八”大集重启之际，创新性地举办“文化大集”，推广以县域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活动不仅打响了壶镇文联的名声，也让壶镇人民广泛参与其中，其工作成果受到了中国文联和省、市文联的肯定，成为乡镇文联交流互鉴的标杆。

从中国文联到浙江省文联、丽水市文联、缙云县文联，再落地至壶镇文联，文联系统的内部连通性，使得乡镇文联在工作中既能获得高屋建瓴的政策指导，又能因地制宜地调整实施方针，使国家与各地乡村在五级文联的贯通下融为一体。

2.“有为、有效、有力”：“小机关，大文联”的政府协同。中国的文联系统是一套平行于党委政府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的非政府组织，因此在工作中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但文联作为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始终离不开与党委和政府的协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因隶属于县文联，乡镇文联的工作通常受到县文联的直接指派，与乡镇党委政府的联系较少。因此，乡镇文联和乡镇党委政府两者间容易出现沟通不充分、工作缺乏协调的情况。

然而，壶镇文联与壶镇镇党委、政府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这是壶镇文联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所在。壶镇文联成立之前，壶镇发达的镇域经济、深厚的农耕文明积淀和多样的乡土文化形态已经催生了多个民间文化组织，但这些组织难以形成合力。在此背景下，壶镇镇政府率先成立壶镇文联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与市县文联和民间文人沟通后，确定了壶镇文联的领导班子。在壶镇文联成立之初，壶镇镇政府就提供了部分启动资金。随后，壶镇镇政府将缙云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丽水市最大的清代古建筑百廿间作为壶镇文联的驻地，让壶镇文联能立足乡村发挥作用。此后，壶镇镇政府也积极向县级政府申报项目，以补贴壶镇文联的日常运行。总之，乡镇政府在资金、场地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切实为乡镇文联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乡镇文联的活动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作为“有为政府”发挥着引导作用，这在文化工作受到市场经济冲击时尤为关键。因文化活动的公益性，壶镇文联的大部分工作都难以创造收入，但作为文化驻地的负责单位，壶镇文联要承担机构的日常维护和下属协会举办活动的物料支出，面临的资金压力较大。为此，壶镇文联曾设想在百廿间内引入新型旅游业态，以保证文联组织能收支平衡。但壶镇镇政府在综合考虑文保单位的改造、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多方面后，向壶镇文联说明了方案存在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党委政府承担着“把关人”的角色，松弛有度的引导使壶镇镇政府在促进文联发挥主动性的同时，能从国家层面对社会文化活动进行有效领导与恰如其分的管控，把握壶镇文联的工作方向不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政策要求。

3.“能人文人一肩挑”：乡镇文联成员的主动性。壶镇文联是以民间运营为主的社会团体，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成员以“文人+能人”的双重身份做文化工作。一方面，壶镇文联聚集了壶镇周边众多文艺文化爱好者，其主席团成员均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成员、中华诗词学会成员、中国收藏协会会员和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等，以兴趣爱好为导向，吸纳民间非遗技艺传承人及爱好者，以“1+5”的管理模式开展书画协会、音舞戏曲协会、民间收藏协会、作家协会、摄影协会五个协会的日常工作。依托优秀文人，壶镇文联组织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如传统戏曲演出、晚会、文化集市等，也因其在文艺工作上的贡献被壶镇镇党委政府评为“最美基层文化团体”。另一方面，壶镇文联还能有效调动能人资源，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2022年，为了壶镇文联能够长期运行，壶镇文联主席、秘书长、副主席以其自身在壶镇企业界的影响力和组织力开展了文化“走亲”活动，共筹集运营资金31万余元，用于壶镇文联的活动开展和日常开支。此外，壶镇文联会员各骋所长，以教师、退役军人、小说家等身份配合文联工作，通过开设公众号、打造文艺公益课程、开展文艺下乡活动等形式，在活动中出人、出力、出作品。通过“文人+能人”的模式激活会员的主动性，是壶镇文联维持内部和谐统一的关键所在。

基于此，壶镇文联展现出了一种创新性的乡镇文联运营模式：以“文人”身份为联结，以“能人”身份为拓展，成员能以自身资源“反哺”家乡的文化事业，有很强的凝聚力，并能与壶镇其他民间社团、群体保持交流和相互合作，让原本分散的社会群体在壶镇文联的平台上互相交流。可见，壶镇文联以双重身份的号召力实现了组织工作的互联共通，每名成员都拥有独立创作的主动性，但也能在处理重大事务时能形成合力，这促使壶镇文联的活动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触及壶镇镇内外的文艺文化群体，也在工作开展中更加精简高效。

综上所述，乡镇文联的成功关键在于从国家、地方和群众三个层面弥合既往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国家—乡村”二元分离的局面，让乡镇文联以自身系统的纵向连通性、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协同性和文联成员的交互主动性，更好地实现其目标定位和使命任务。

（二）以文化人：乡村文化治理实践中的“两个结合”

壶镇文联从成立至今已有四年的工作实践。初期，壶镇文联开展的活动旨在传承传统文化，营造地方文化艺术氛围。后期，壶镇镇党委政府与壶镇文联的密切联系，加之地方群众的主动参与，让壶镇文联的文化活动在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之外，融入了更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在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律”方面有了全新突破。

壶镇文联的活动之所以广受当地村民的喜爱，是因为其深刻体现了“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以此调动了群众的文化创造力和参与感。在2022年高考期间，壶镇文联融合婺剧“魁星点状元”的传统故事，用“云祝福”的方式为高考学子加油打气，相关视频一经发布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仅三天的点击量就突破了10万。这一传播活动不仅宣扬了缙云的婺剧文化，还鼓舞了广大高考生的学习热情，兼具文化传承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效果。在作协活动期间，壶镇文联则邀请本地小学生游览绿道并进行作文比赛，通过现场体验、老师引导的方式激发孩子们的文学创作热情。2023年，借助壶镇“五廿八”乡村大集活动的复苏，壶镇文联创新性地举办了全国首场“文化大集”，推广了缙云传统工艺美术和乡土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除此之外，壶镇文联还在春节、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时，以乡村音乐会、民俗艺术雅集等多种形式面向群众进行文化传播。

在日常活动之外，壶镇文联还紧密配合当地政府的工作需要，承办了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实现了更有“人情味”的基层治理，体现了以文联组织为中介的“政府—群众”互商互谅的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其中，最能体现文化治理内涵的就是2021年壶镇文联主办的“庆重阳、观公祭、感党恩”活动。当时，镇内的个别社会人员在实际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依然感觉自己在个体尊严上和情感生活中被“边缘化”，心里还有某种不平的情绪，甚至有找机会发泄的冲动。而传统的管理路径出于整体性考量，会暂时搁置这些个体差异化的社会认同和情感需求，因此在开展化解心结、凝聚人心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实际工作中稍显不足。为此，壶镇镇党委政府与文联密切配合，以文化为媒，政府在后、文联在前，架起了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有效沟通的桥梁。以重阳佳节和县内举办的国家级非遗文化活动“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为契机，壶镇文联在驻地百廿间设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团结”活动，汇聚壶镇各方代表共同观礼活动仪程，体验这一隆重的文化仪式，感受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华夏儿女的文化自信。在这一过程中，壶镇文联出面邀请了社会各界作为嘉宾共同参与，并在仪式结束后将胙肉、大米等礼品分享给所有人员，这种“人己一视”的举措感动了在场嘉宾。在富有人情味和仪式感的文化活动中，在“家国一体”和“炎黄子孙”的文化感召下，一些长期“解不开心结”或“下不了台阶”的个体因得到礼遇和尊重而释怀，与自己也与政府达成了和解。此次活动后，壶镇镇政府与壶镇文联趁势而上，与相关个体进行多次交流，实时跟进他们的具体需求，并在逢年过节时常加以问候，“心贴心”的举措最终让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一名老人在离世前还回忆了此次活动，再次向壶镇镇党委政府和壶镇文联表达了感谢，这充分反映了情感导向的文化治理的“走心”内涵和长效的作用机制。可见，以乡镇文联作为政府和社会群体的有效中介，以“文化治理”的形式对行政管理进行了补充，既能让公共力量有的放矢，又以疏导化解的方式实现了柔性团结，从而发挥了“以文化人”的作用，在精神层面促进了社会和谐。

在积极回应政府工作需求之外，壶镇文联也自发促进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参与社会治理，用“软实力”推动居民治理意识的提升。2021年，壶镇文联举行了以“文明壶镇·三文四防”为主题的游行宣讲活动。活动中，壶镇文联动员全体会员及壶镇民间团体共计一千余人组成了十一个方阵，以公益游行宣讲和手写书法标语的方式推广了“文明出行、文明卫生、文明宣防”和“防诈骗、防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毒品、防邪教”的政策内容，既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讲解了政府新规，又通过鼓励沿路村民加入宣讲队伍，以“在场”的形式增强传播和治理的效果，政府、文联和群众三者在这场活动中实现了共赢。此外，壶镇文联还结合抗击新冠疫情、慰问孤寡老人和抗战老兵等主题，以摄影展、书画展、慈善拍卖等形式先后开展过多场活动，走出了一条以文化活动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主动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壶镇文联不仅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层面做好了本职工作，更进一步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需求相对接，发挥了乡镇文联团结文艺爱好者、团结村民、改善干群关系的积极作用，展现了有担当、有作为的基层文艺社团在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是在“两个结合”框架中，基层群众自治和文化治理两种模式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机融合。

三、启示：隐喻于乡镇文联实践之中的社会主义基层文化治理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30]而作为乡镇级别以下更为基础的群众性聚居单位，乡村治理显然成为“基层治理中的基层”，因贴近群众而能产生更显著的治理效果。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后[31]，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要“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32]，说明乡村治理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中仍处于薄弱环节。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以往“乡村文化治理”的概念已经不足以全面阐释如今乡村场域内的治理行为及其意义，需要转向社会主义文化治理在乡村的“最后一公里”后加以总结，并结合壶镇文联的实践对其现实作用进行阐述。

在传统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中，无论聚焦的是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文化特派员等实体，还是传统文化、乡风乡俗等价值观念，其“文化”都内含一种“把人教化（或驯化）为容易治理的对象”[33]的目的，本质上是一种以集体性的共识搁置个体的特殊性，以促成两者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关系的措施。然而，这种将文化简化为治理符号的表意实践，忽视了乡村社会复杂的语境环境，作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在变动不居的现实社会中积极融合内外因素，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吸纳，只有让经由“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成为治理的思想基础，才能更好地促进多元主体在乡村场域中参与治理的良性互动。

首先，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也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既是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前提，也是其目标。在壶镇文联的实践经验中可以看到，壶镇的镇域经济发展是其得以在日常工作之外发挥治理效力的重要原因。壶镇是浙江省丽水市首个制造业“特色小镇”，村企联动，鼓励、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发挥地方农业龙头企业对提高村民收入的带动与促进作用，是实现“壶镇共同富裕”的直接推动力与促动力。这种“村企联动”的经济模式呼应了壶镇文联的组织架构，由当地知名企业家组成的主席团队在镇域中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号召力，因此壶镇文联的工作开展得以深入到壶镇村庄的深层肌理中，是真正能触及和贴合村民的精神文明发展需求的，其治理效果也更加显著和及时。同时，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也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的，这在壶镇文联的实践中也有所体现。2023年，壶镇文联以一场“云生百廿间——乡村文化大集”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艺爱好者，并在百廿间内布置四十多个展销馆进行展览展销，为当地及文联成员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创收。在日常活动中，壶镇文联也积极鼓励会员将爱好技能转变为收入来源，这促使文联会员得到了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收获。

其次，社会主义文化治理是乡土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一体多面。凭借专业力量整合乡村场域内外的文化资源，是乡镇文联参与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作用机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壶镇本地文化，并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是壶镇文联最基础也最广泛的工作。正如学者将社会重建或再造乡土团结视作应对原子化带来的问题与危机的解决方式，这种活动的举办其实对应着乡村面临的“农民分散化、原子化”[34]的治理难题，与农村中的广场舞、宣讲团和乡村春晚等群众文化活动具有相同的集体传播性质。不同的是，劳动力外流带来的空心化和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始终存在，仅依靠村民自发进行文化活动，在方式方法、人力物力和主题内容上都会有所限制。就如乡村春晚的举办，虽然能给群众带来一种集体性的慰藉和欢乐，但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文化庆典，必须要选择春节这一村民返乡的特殊节点，以全村的文化资源和文艺骨干为支撑，才能呈现出文化传播活动的提振效果。同时，这类文化活动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它所依托的文化形式得不到公共文化设施和村集体的支撑，就难以长久存在；另一方面，为了更激发村民的兴趣，一些感官化甚至低俗化的内容也有可能流入乡村文化活动之中。乡镇文联的参与能使乡村文化传播活动更高质量、高频率地开展，而这又是由文联的性质来保障的。文联组织聚集的文艺爱好者一般都有较高的思想道德和文化艺术水平，而与政府机关相比，文联组织又更加具有亲和力，普通群众也对文人有着“天然滤镜”，因此乡镇文联举办的文化活动，其公信力、组织化程度以及传播效果会更加显著。在农耕社会的历史中，乡村文化历来是维系传统村庄社会有机团结和承载乡村价值秩序基本规范的“无形力量”，乡镇文联的参与，为治理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此外，壶镇文联的治理实践还引入了优秀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作为治理工具，展现了一个传统权力关系之外的、依托农耕传统和在地的亲缘地缘关系而内生外化的文化治理机制。长期以来，乡村文化就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仪式中蕴含着的是村民们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因此能激发民众自身的主体意识和组织能力。以往的研究中提到，乡村文化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而是要落实到当下实践，要有“实用性满足”的社会功能，这能通过民俗艺术和乡村春晚等形式体现。[35]在此基础上，壶镇文联的文化实践提供了新的治理形式，即通过日常的文化参与，让村民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并主动参与到文化治理资源的动员和使用过程中。文联活动的开放性使文联能成为乡村开展公共行动的“中间组织”，能将“原子化”的村民重新整合为“有机团结”的共同体，乡村文化从“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观念实体化成了书画展、宣讲会等活动，成为团结村民、整合资源以及建设共识的“软实力”，因此能发挥治理功能。在传统的乡村治理中，虽然村干部都是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但根深蒂固的“父母官”思想还是会让村民感觉自己与村干部之间存在隔阂，是一种在思想上主动被排除在乡村治理之外的治理困境。然而，乡镇文联的主席与会员基本上都是知名能人和本土文化人，指向的是一种乡土社会中的地缘亲缘关系，更具有连接性和亲和力。因此，乡镇文联能有效调动村民自我表达的热情和活动参与的组织力、行动力，增强村民的集体荣誉感，在共同体的认知和群体压力下，一些既不符合传统又没有社会道德的治理失衡现象就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消解在村民的日常互动中。

而让壶镇文联的治理实践根本有别于传统乡村文化治理的关键，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吸纳和转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离不开“两个结合”这一必由之路，这也贯穿在乡村的治理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治理是一个不断跟随时代发展进行自我扬弃和超越的过程，因此能长效保持其解释力和行动力。而以文化为载体充分利用挖掘群众潜在的治理能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文化智慧、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未来可能性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实践中，一方面，壶镇文联重视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以此形成治理的合力。2021年、2022年，壶镇文联连续两年举办了千人文明游行宣讲活动，切实配合了壶镇镇党委政府的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了壶镇人民的喜爱与支持。另一方面，壶镇文联也在“两个结合”指导下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与道德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相互契合，并以“传统+现代”的文艺形式加以表达。在现任壶镇文联主席的工作站内，有一批形式特殊的书法雕版作品，“对党忠诚”“红船精神”等红色文化、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以篆书、金文的形式呈现，既传承了千年技艺，又与时代要求相融合，以实体媒介的形式将治理的观念加以传递。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与国家、党和人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的生动呈现。

再次，社会主义治理是集体性的，需要明确乡镇文联的主体性，但不排斥外部力量的协助。乡镇文联是与群众最贴近的社会主义文艺前沿阵地，也是团结凝聚基层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在乡村文化治理中，有很多工作只能由文联开展，才能更好地回应群众最真实、最基本的精神文明建设需求。同时，乡镇文联也需要来自政府、上级文联机关和社会人士的帮助。于地方政府而言，乡镇文联开展文化活动也需要时刻坚守底线，不能违法违规违纪，也要避免文联组织因认识不同而“好心办坏事”，所以地方政府要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有相关政策指引及时传递给文联组织，发现问题也要及时纠正文联的工作方向。此外，作为“有为政府”，地方政府也要认识到乡镇文联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主动提供资金、场地、优惠政策等有效帮助，确保乡镇文联能干好事、干实事、干对事，成为政府和群众沟通的桥梁。而作为文联系统的最基层一环，乡镇文联的成长更离不开上级文联的指导和帮助，在中国文联的顶层设计基础上，省、市和县三级文联应该因地制宜地为乡镇文联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对文联成员进行考察监督，并为乡镇文联引入更多相互交流的机会和平台，促使各地乡镇文联互联互通、共同成长。此外，乡镇文联是一个公益性的文化文艺组织，本身不得有盈利，如果全靠会员承担活动开展和驻地运维的开销，不利于组织内部留住人才，像壶镇文联的成功就得益于有一批知名能人出人、出力、出资，使壶镇文联能有充足的物质基础组织文化活动，因此在乡镇文联的运行中，社会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只有实现地方党委政府、文联组织和群众的良好互动，才能使乡镇文联真正落地并发挥出乡村文化治理的现实作用。

最后，从传统乡村文化治理向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转变过程，蕴含着一种认识论上的超越，从哲学层面出发可以理解为是从“主客二分”到“民胞物与”思想的突破。在以往的乡村文化治理中，文化作为工具分割了乡村中人的“主体性”，一部分被视为治理者，而另一部分则是被治理者，由此产生了两者在治理体系中不同的地位，这也是为何许多乡镇政府、村集体和社会组织采用文化作为协同机制参与到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却依旧显得过于强势而被乡村社会排除在外的根本原因。当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有清晰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区分时，治理过程实质上还是一种观念与力量的相互博弈。但隐喻在壶镇文联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治理，是一种将治理组织和治理形式融于乡村社会的治理形式，是一种正确观念的自然流动，因此不需要施加强制力就能被身处于这个系统中的每个人所自我察觉、吸纳和认可，这也使得社会主义文化治理更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壶镇文联的日常工作实践中，会员们并不会用“治理”这一词语去定义他们的每一场活动；相反地，他们更常用的表述是“大家一起玩”，这就是一种人与人和谐相处观念的体现。

综上所述，虽然文联本身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化组织，以壶镇文联为代表的乡镇文联在乡村大环境的治理过程中却是一种新的主体。文联组织看似松散，但在日常活动中通过挖掘乡土文化中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情感结构，培养了村民的组织能力，激发了村民的正面性和价值感，让村民能以“主人翁”的主动性参与到“依靠（农村）内部性力量进行自我治理”[36]的过程中。同时，壶镇文联将行政机构、乡村社会结构和乡土文化的治理效果有机统一在自身的文化活动中，实现了治理重心下移，通过接地气、聚人气的民主实践，使群众通过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由被动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自我管理，体现了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而壶镇文联通过明确自身的身份定位、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乡村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乡村社会中原有松散的治理主体呈现出有序结构性的聚合态势。诚然，壶镇文联的实践经验具有特殊性，但隐喻于其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治理在基层实践中的道与术有着不可忽视的普遍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时代的发展促使乡村文化治理势必要走上更符合现实需求的新道路。

四、结语

在壶镇文联的驻地百廿间，放着一张中国文联、浙江省文联、丽水市文联、缙云县文联和壶镇文联五位主席的合照，这张“五级文联同堂”的照片，是壶镇文联作为文联系统最底层的一个活跃细胞，在乡村中“发光发热”的荣誉见证。壶镇文联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田野案例，它是基层社会组织，但以高效的自我组织能力将内化的农耕社会的功能和秩序展现了出来，在乡村充分发挥着治理功能。壶镇文联的案例说明，乡镇文联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治理主体，配合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新路径，具有强大的实践效能。在这过程中，基层群众的组织能力、主体意识、文化水平和自我治理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乡镇文联不仅是在以书画、摄影、手工技艺等形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弘扬诚信、仁爱、友爱的品德，而且在积极参与当地的治理实践中，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在基层民主中的参与权与表达权，以文化的批判性和治理性，帮助乡村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

同时，壶镇文联的案例还体现了乡村文化主动参与秩序建构，甚至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积极影响的过程，也体现了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有机结合。从传统乡村文化治理向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转向，是在最基层挖掘一种从文化维度丰富和发展以“枫桥经验”为标杆的基层治理模式的可能，这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乡土中国的文化秩序为依据，但归根结底以“第二个结合”为路径的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实践性治理力量。因此，大部分村民都能参与其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律”，即在文化活动中亲身感受到优秀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并用于自我约束和改正，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治理超越传统乡村文化治理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7]这为新时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出了塑形铸魂的深刻要求。加强乡村治理，提升乡风文明，让农村保持积极向上的文明风尚和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需要在日常中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这样才能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壶镇文联的实践表明，乡村文化治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治理落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时，能通过挖掘乡土文化资源，融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治理主动性。这既守住了乡村文化根脉，又培育了现代文明乡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过程中，要鼓励乡镇文联及其他能发挥实际效用的多元主体不断涌现，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文化治理中，要关注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含的时代要求，不断自我革新、延续发展，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和理论成果化为百姓日用而自觉的价值动力，也要采取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从基层出发自下而上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当然，壶镇文联经验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证明。综合上文可见，壶镇文联能在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有内外部的关键原因：对内，壶镇文联由企业家担任主席团成员，其优势在于资源整合能力强、资金相对充足，这也体现了壶镇当地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发达的镇域经济相结合的治理条件；对外，壶镇文联的成效与当地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政府+社会团体”的协作机制实现了政策导向与活动落地之间的平衡。但这也反映了一系列问题：首先，这种模式受限于企业家的个人影响力及地方经济水平，在其他地区可能难以形成类似的组织架构；其次，“政府+文联”的联动机制可能存在政策执行力度不足、部门协调困难等问题，导致类似活动难以持续，文联的自主性也可能受限。当前，壶镇文联也面临可持续运营经费不足、管理欠规范、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挑战，而其经验在推广中也需要考虑地方资源依赖、模式适配性、政策差异等因素。最后，壶镇文联如何把其在参与基层文化治理中“以文化人”的经验，用于自身组织文化的民主化建设、成员之间的团结、领导层的交替，以及防范“文人相轻”传统观念的影响等，也都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1]王前.理解“文化治理”：理论渊源与概念流变[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7(6):20-25.

[2]徐艳芳，仇文静.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5,22(2):127-140.

[3][36]徐勇.乡村治理的中国根基与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205.

[4]嵇睿.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困境及其超越[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22(05):66-74.

[5]魏程琳.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9(3):106-116.

[6]李永萍.村庄公共性再造: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福建省晋江市S村移风易俗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3):72-82.

[7]季乃礼，尹剑.公共性建构：乡村文化治理先行的实现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25(01):3-20.

[8]黄嫣，蔡振华.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依据、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3):105-110.

[9]陈叙.文化自信视域下乡村的文化主体性培育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22(06):133-142+157-158.

[10]王伟杰，纪东东.农民主体性视角下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研究——基于河南省七个村落的问卷调查[J].中州学刊，2013(12):101-106.

[11]金伟，金妮.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困境及其价值超越[J].湖北社会科学，2021(05):60-65.

[12]段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多维检视：价值、困境与路径[J].图书馆，2024(03):55-62.

[13]区小兰，罗珞峻，于水.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有效路径[J].图书馆论坛，2024,44(8):14-22.

[14]李韬，宁佳.双重嵌入与制度激活：文化特派员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理路——以浙江省S村为例[J/OL].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2-23]
.https://doi.org/10.16246/j.cnki.51-1674/c.20241127.001.

[15]张良.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农村文化的三维性分析——基于湖北、安徽两省八县(区)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0(02):87-96.

[16]吴理财，李世敏，张良，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09(03):136-142.

[17][35]沙垚.舆论监督：作为乡村治理的民俗艺术——以陕西省H县“耍歪官”活动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10):105-110.

[1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19]王久侠.县级文联如何开展新形势下文艺工作——以兴隆县文联为例[J].大众文艺，2014(16):20.

[20]“艺术乡建”怎么做？“浙”份指导意见给出了方案[J].乡村振兴，2022(06):66-68.

[21]李屹.开启新征程奋进新时代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J].中国文艺评论，2022(01):15-31.

[22]唐文玉.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J].公共管理学报，2010,7(1):13-19+123-124.

[23]关于推进基层文联建设的思考[N].中国艺术报，2011-10-12.

[24]五级联动全覆盖，以学促干开新局，全国文联系统持续兴起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热潮[N].中国艺术报，2024-03-04.

[25]浙江省文联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杭州召开[EB/OL].(2023-02-28)[2023-03-02].人民网，
http://www.tibet.cn/cn/Instant/local/202303/t20230302_7370800.html.

[26]访谈，壶镇文联主席介绍壶镇文联，原话由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于缙云调研基层文联工作开展情况时所说。

[27]访谈，丽水市文联主席介绍丽水市内基层文联工作开展情况。

[28]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以“经营乡村”推进“空心村”盘活振兴[EB/OL].(2023-03-02)[2023-03-02]
.http://www.ggzc.zju.edu.cn/2023/0313/c54204a2727466/page.htm.

[29]访谈，丽水市文联主席和缙云县文联主席介绍壶镇文联成立情况。

[30]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0-08-24)[2020-08-24]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824/c1024-31835050.html.

[3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0-10-29)[2020-10-30]
.https://www.workercn.cn/33915/202010/30/201030080125431.shtml.

[32]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4-07-18)[2024-07-18]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

[33]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1):58-68.

[34]王立胜.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J].现代哲学，2006(06):46-52.

[37].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N].人民日报，2022-11-25.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赵月枝，杜钰婧.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基层创新：乡镇文联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及其理论启示[J].青年记者，2025(04):67-77.